赌博之害，在祸国败家、蠹政害民，世人皆知。而禁赌之难，不只难在其集犯罪与娱乐于一体，有极大的诱惑力；也难在官员参赌聚赌，有极大的影响力。故历代统治者大都在禁止民间赌博的同时，对惩治官员赌博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。
战国时魏国改革家李悝制定的《法经》，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，其中《杂律·嬉禁》规定，无论官员百姓“博戏罚三寽”（按“寽”为当时货币计量单位），即使贵为王位继承人的太子，也要“博戏则笞；不止，则特笞；不止，则更立”。至汉时，《汉律》仍然保留了这一法令，从严惩处参与赌博的官员直至诸侯王。
此后朝代更替，政令各异，但惩治官赌重于民赌大抵相同。尤其宋代以后，城市经济迅速发展，市民阶层兴起，赌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，以重处官赌为特点的治赌法令更趋周密。如元代《至元新格》规定，官员赌博者要“杖七十，钱物没官”，并解除官职，一辈子休想升官。官员赌博被拿获后，还须交钞银一百两，奖给告发人充赏。主管官员对赌博应捕故纵者，要处以“笞杖”，如收受赌博犯财物，则按赌博罪论处。明太祖朱元璋更“绝”，曾下令：凡赌博者断手腕。《大明律》则明文规定，职官赌博“加一等”治罪，作为官员后备军的国子监生员，犯赌博罪者一律革职为民，断绝仕途。清兵入关时何等威风，但八旗子弟染上赌博恶习后迅速衰败，痛定思痛，《大清律》尽管确认满汉分治，满族享有诸多司法特权，惟有对满人赌博处置较汉人严厉，并取消了“折赎”的特权。
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。古时不只立法禁赌，重处官赌，更重视法令的施行。《汉书·功臣表》载，诸侯王张拾、黄遂、蔡方等，因赌博罪被“完为城旦”，即剪去胡须鬓毛，发配边塞服劳役。南宋时重臣王景文，官至给事中、右卫将军、太子中庶，显赫一时，因与人赌博而被处以“白衣领职”，一撸到底，罢了官。宋祥符五年，士人萧玄之考中进士，荣登“龙门”，因有人告发其犯有赌博恶行，即被取消进士资格，处以杖刑，绝了仕途之望。在查禁官赌中，那些执法严明的官吏，自然为人称道。如唐玄宗时名臣宋琼，官居殿中御史，负责纠察百官风纪，他不顾当时朝廷沉迷赌博的大忌，敢顶赌风，将犯有赌博行为的于御史“贵名品而黜之”，令“博者惶恐自匿”。